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张 跃  李晓燕[①]

 

为推动怒族研究，由怒江州委州政府、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怒族学会承办的首届“中国·怒族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4月15～16日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府六库举行，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大会中，12位学者进行了专题报告。报告内容涉及怒族族源历史、怒族宗教、怒族生计变迁以及怒族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围绕报告人的陈述，与会学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共鸣。除大会发言外，又分为历史与文化组、宗教与社会组、综合组进行小组讨论，与会者对怒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首先，关于怒族族源问题。怒族是居住在怒江的古老民族，由于生活的地域不同，其自称也不尽相同。由于怒族先民没有文字，在汉文史籍中对其的记载也较少，因而只能根据怒族现存的神话传说、宗教祷告语以及仅有的一些史料，来探寻怒族的源流。在对怒族的研究过程中，一般认为怒族的族源可能来自3个不同的部分。

一是自称“若柔”的怒族，今天生活在兰坪一带，他们是古代“庐鹿”蛮中的一支。据《元史·地理志》第十三卷记载：“兰州，在澜沧水之东，汉永平中始通博南山道，渡澜沧江水，置博南县，唐为庐鹿蛮部。至段氏时，置兰溪郡，隶大理。元宪宗四年内附，隶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十二年改兰州。”兰州就是今天的兰坪县，博南为今天的永平县，两县毗邻。唐时所称兰坪的“庐鹿”部，大概就是今天分布于兰坪兔峨、自称为“若柔”的怒族。[②]二是自称为“怒苏”的怒族。在许多古典文献中，称“怒苏”人为“怒人”、“怒子、“弩人”。据怒苏老人追忆，怒苏在怒江生活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至少已有64代，进入怒江前也应有20代了。若一代人以25年计算，64代便是1600年，进怒江之前也有了500多年的历史。[③]三是自称为“阿怒” （阿侬）的怒族。历史文献中曾将它称作“怒子”，在地理位置上与独龙族密切相关，此外，他们的一些习俗也极为相似，如：纹面。但生活在匹河怒族乡的怒苏人却自古以来都无纹面之说。此外，还有一部分则是从外地迁入的，因为长期生活在怒江，深受阿怒的影响，最终才逐渐演变成了阿怒。[④]

结合前人的研究结论，在研讨中，李绍恩、包秀芬、李道生、古永继、何林对怒族族源及族称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研究。其中，李绍恩主要是在史书记载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所得，对怒族及其源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何林则认为“怒人”本身不是一个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在我国背景下，基于“怒族”架构的“怒人”各部的自我建构一直在进行，甚至成为境外“怒人”重构的效法模式，他从历史、语言、文化特征等维度重新审视怒族各部的历史源流，同时从族群建构的视角考察了“怒人”或“怒族”形成的过程及结果；李道生则根据对历史的考察，提出怒族支系若柔人实为浪峨人苗裔民族的观点；包秀芬探讨了怒族早期先民的农耕生产，分析了怒族族称来源，并从文字资料、怒族口碑传说和考古资料探讨了怒族先民的活动区域；古永继以明清史料为基础，对怒族的分布及社会状况，即迁徙活动范围，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其次，关于怒族的民族关系问题。“民族关系主要是就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接触和影响而言。民族关系不是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而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体现的是民族间互动的一个过程。”[⑤]怒族是云南的世居民族之一，与傈僳族、独龙族、白族、普米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共同在怒江、澜沧江沿岸生活了数千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共生的关系。针对怒江地区这一独特地域的民族关系，与会学者高志英、和原子也分别在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怒族与傈僳族、分布于中缅边境两侧怒族支系间的关系。高志英认为怒族与傈僳族共同起源于古代氐羌系统集团，其分化与交融与区域内民族关系与寻找经济、社会资源相关联。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怒族与傈僳族外显性的文化特征越来越趋于一致的同时民族意识也更加强烈。和原子则从怒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怒族与缅甸人之间的关系。

再次，关于怒江流域的考古问题。怒江流域的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地域，在怒江、独龙江的峡谷两岸，千峰万壑和众多的高原湖泊孕育了怒族文明。高峰、闵锐、李秉涛探讨了对兰坪玉水坪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李钢介绍了“女千总内附”壁画的发现与研究，认为“女千总内附”壁画生动反映了禾娘率属民内附的场景，为研究清代三江地区历史、政教关系和民族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总之，这些考古资料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怒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最后，关于怒族传统文化。国内学术界对怒族传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仪式、婚姻、丧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文化史等方面。在会议讨论中，各位学者主要对怒族的语言、仪式、艺术、竹木文化、宗教、社会变迁、传统医疗以及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第一、关于怒族语言研究。怒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语支问题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怒族的四个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贡山的“阿怒”支系和独龙族使用同一种语言；福贡上帕镇的“阿侬”使用阿侬语；福贡匹河乡的“怒苏”使用怒苏语；兰坪县及泸水县的“若柔”使用若柔语。杨兴华、陈海宏、金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怒族的语言问题。杨兴华对怒族怒苏聚居区——云南省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果科、普洛、托坪、架究、知子罗、棉谷、老姆登、沙瓦、瓦娃等九个村委会怒苏语的差异进行了考察，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语言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指出怒苏语言基本相通并纠正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怒苏语言互不相通”的观点。陈海宏则以怒苏语狩猎词汇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探究在怒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谚语和地名中所蕴含的狩猎文化。金杰以阿怒语为核心，对丙中洛的语言多元特点进行了调查研究，从语言的角度映射出一个极具活力的丙中洛。

第二，关于怒族艺术的研究。怒族艺术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国内对怒族艺术的研究主要是记录表演、制作艺术品的过程以及对器具功能、变迁的研究。大会期间，参会学者金艺风讨论了怒族民谣“酒歌”的传承、变异及选择性，提出怒族民谣的演唱者虽然能可以改变自己的演唱方式，但总不会超越传承的限度是怒族民谣在传承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邱文发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考究实物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对比研究方式，从怒族传统服装服饰的源流、分类入手，归纳总结怒族服饰的特点，对怒族传统服装服饰进行系统的梳理、阐释和分析。陈复声介绍了怒族民间表演艺术及其文化属性，提出民间表演艺术正是怒族人民文化精髓的长期积淀，从侧面折射出怒族人民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层面。赵美通过对怒族手工制陶术的调查，得出怒族的手工制陶术除原始性之外, 还具有制陶技术为家传、以石板垫底等独特的特点。

第三，关于怒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生态问题是怒族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也是一个热点问题。黄忠彩阐述了怒江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民众生计模式质监的关系。李金明根据在迪马洛地区的调查研究，通过迪麻洛地区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中的生态环境意识、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机制和保护措施以及对草场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使用、对牲畜资源的管理等方面，深入探讨该区域怒族半农半牧的生态文化，并针对资源管理与利用、开发与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提出该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和光益、李晓燕讨论了怒族的竹木文化，分析其在怒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光益指出怒族竹木文化是怒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怒族的饮食、住行、生产生活中占居着重要的地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民族经济，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怒族竹木文化传承中出现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对策。李晓燕通过对老姆登村的怒族对木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分析，分析木在怒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透析怒族的木文化。

第四，关于怒族宗教的研究。怒族既有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还有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宗教源流的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格局。何其敏对宗教在中国社会中位置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何叔涛通过对怒族原始宗教灵魂观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宗教的源头。张跃通过对怒族“仙女节”的研究，不仅折射出藏传佛教在怒族传统节日中的重要作用，也讨论了外来宗教的地域化问题。彭志灿介绍了贡山阿怒人的情况、丧葬习俗、灵魂观念，并对贡山阿怒人对神、鬼、灵魂、仙女、仙人的观念作了解析。赵沛曦讨论了怒族民间文学中的原始宇宙观。叶世富则讨论了怒族神文化的两重性。

第五，关于怒族社会变迁的研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怒族传统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李月英分析了丙中洛阿怒人的生计文化变迁历程及其影响、俞茹则探讨了社会转型中的怒族村寨的变迁及其影响。谭瑾从村寨空间结构变化的研究，探讨了怒族社会中人与社区关系。庄孔韶指出了CDD模式对怒族社会发展的意义。而王志红围绕“人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怒族的生命观。

第六，关于怒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李曦淼通过分析怒族民间组织和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保护思路。马瑞玲就传统文化的保存，从怒苏人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与丧葬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释。王国梁提出应建立怒族博物馆，让怒族传统文物走进博物馆，既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也能将怒族文化展示给更多的人，与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认为可建立“村落博物馆”、“民族村”等新型博物馆，并提出要将区域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统一起来。

此外，其他与会学者在评议或提问中站在宏观或学理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为怒族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总体上看，怒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对其历史文化多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次研讨会所探讨的内容涉及面较广，从怒族的历史考古资料中，为怒族族源的探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实物证据。同时，对怒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类型、特点以及保护思路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的举办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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