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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本文由 怒族人民信息港 发表    来源:怒族人民信息港    2014/10/11 12:43:44  
第六章  怒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
 
第一节      积极促进民族团结
1950年,怒江地区获得解放,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怒族人民掀开了崭新的历史纪元。
解放初期,怒江各县建立了县人民政权,首先保证了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在此期间内,党和政府又无偿地发放了口粮、种子、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初步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困难。l954年8月,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后改为州)。1956年l0月1日,贡山县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进一步实现了怒族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和自治的权利。
怒江的解放,结束了历史上民族压迫的制度,各族人民进入了平等团结、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六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各民族跨入了社会主义民族的行列,并建立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
解放以前,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解放以后,怒江各族人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得到了以汉族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方面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国家每年从财政中拨出巨额资金,扶持怒江人民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各种工业品和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地运进怒江,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还先后派出了二千多名的汉族和各民族干部、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参加怒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派出了数以千计的汉族和各民族的手工业工人和民工,帮助怒江发展工业和交通。而怒江的傈僳、白、怒、独龙、普米等民族人民,也以自己地区的矿石、木材和山货药材、经济林木产品、畜产品支援国家,并配合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坚守祖国的西南边疆门户,使全国各族人民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在自治州各民族之间,自治民族傈僳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渚方面,经常主动关心和照顾人口较少的怒族和独龙族;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先进的白族、纳西族等,又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不断影响和帮助其他各族人民。
加强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是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的重要关键。自治州各级党委和政府,经常教育外来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要克服大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搞好工作。自治州大批民族干部队伍的成长,是和许多外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的传、帮、带分不开的。而一些外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能够在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也是由于虚心地向当地的民族干部学习,不断调查研究和当地民族干部的热情欢迎、积极支持的结果。l984~1994年,怒江各族人民热情庆祝自治州成立30周年、40周年和50周年之际,自治州人民政府将解放以后在怒江工作过现已离休和调往其他地方的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老干部请回州里,共度州庆佳节。充分体现了怒江广大干部和各民族群众对这些老干部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也是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生动反映。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同西藏自治区察瓦隆区,山水相连,村寨相望,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需要,两地的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沟通滇藏的古驿道,千百年来维系着两省区藏族、独龙、怒等各族之间的联系,维系着两地人民相互支援的深情厚意。  
早在1959年,经济十分贫困的贡山县,派出人员顺滇藏小道入藏,向当地政府借贝母山给群众搞副业,得到察瓦隆区政府和驻军的无私帮助。他们把产贝母较多的3处共8块贝母山划给贡山群众采挖。当年采挖贝母1800多公斤,收入现金4万元。同样,贡山县也竭尽全力帮助和支援西藏边境各项事业的发展。除精心维护好境内这段滇藏小道,确保对藏区物资运输和供应外,还派出一批批人员到察瓦隆地区传授酿酒、识别和加工中草药等知识和技术。并在县城为藏区培训缝纫、农具制造等工人。县医院还长期担负着为藏区抢救、治疗危重病人的任务。特别是1971年,贡山县医院为抢救一名甲状腺肿瘤恶化的藏胞熏病人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直到最后挽救了病人生命和感人事迹,成了滇藏两地各族人民传为佳话,成为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最生动的体现。
岁月悠悠,小道漫漫。滇藏小道又记录下多少深含着边疆人民之间深情厚谊的故事。一次,已进入贡山境内的载满山货药材的几百藏胞骡,因怒江边一座河桥在暴雨中被泥石流冲毁而受阻,人马食宿极度困难,安全无保障。当地政府知道后,立即动员群众冒雨上山伐木赶架便桥,使受困的藏胞马帮很快安全通过。
斗转星移,时代巨变。滇藏小道带来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边境的经济发展又推动着小道的不断改善。贡山县为确保山道畅通,从50年代起就成立了修路队,每年发出资金,炸石凿岩,遇水架桥,逐步把境内驿道加宽、改平。l965~1966年,从雪山驿道运进沉重的钢索和器材,在县城附近和紧靠西藏的丙中洛乡境内的怒江上,架设起两座钢索人马吊桥,使往返驿道上的人马在贡山境内不再过船或过溜索。l975年上半年,从怒江州 当时的首府碧江修通贡山县城的公路,在县城架起贡山境内第一座汽车吊桥。滇藏小道的起点缩到县城,减少里程60多公里。1978年和l982年,经贡山县与察瓦隆区共同协商,由西藏方面出钱和出入,贡山负责zhan药等物资供应,先后对紧靠贡山一侧的驿道进行过两次大的改道、施工,使驿道绕开雪山,从怒江边穿过无数道悬崖陡壁,直通察瓦隆区政府所在地。西藏方面也在其境内的怒江上架设一座人马吊桥,使驿道再次缩短40多公里,也不再过溜索。与此同时,从80年代初,国家拨款l000多万元,帮助贡山修筑从县城通往滇藏边境丙中洛的长43公里公路,1996年底可通车,至此,全靠人马运输的驿道只下3天路程了。小道的变迁也给沿途村寨带来了繁荣。滇藏结合部有处叫那恰恰洛,原来住着从滇藏两省区搬迁来的几十户人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从小道改从怒江边通过,特别是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来,这里的名贵中药材、农副土特产品,满山遍野的数十种兰花,一下变成吸引四方商贩的走俏商品。络绎不绝的人们来这里摆摊设店,收购山货。
贡山县在帮助察瓦隆乡调运生产生活物资,保障藏胞的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1年,公路修到了贡山县城丹打,它缩短了察瓦隆乡调运各种物资的里程。从此,贡山县民贸部门就承担起了为察瓦隆采购、调运、储存各种物资的责任。每年,贡山县作进货、储存生产生活物资计划时,都要将察瓦隆乡的计划安排进去,每年派出的采购人员在采购该县的生产生活物资时,也必须考虑察瓦隆乡的需要。70年代初,贡山县民贸部门每年要为察瓦隆乡调运以盐、茶为主的生产生活物资20万公斤,近几年来已发展到了50来万公斤,总金额达110多万元。由于察瓦隆乡地域辽阔, 藏民居住十分分散,供销部门资金周转缓慢。每次察瓦隆乡供销社干部来调商品,贡山县民贸部门都采取让利、贴息、赊销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察瓦隆乡供销社的需要。为了帮助察瓦隆乡的藏民增加收入,打开商品销路,加快资金周转,近几年来,贡山县民贸部门几乎每年都要派出民贸干部到察瓦隆乡调查研究,了解藏民的需求,尽可能为当地供销部门进适销对路的商品。l989年7月,察瓦隆乡供销社要求贡山县民贸部门很快为他们调进脱销的腊肉、白酒、茶、食盐等商品。贡山县民贸部门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向县财政、电站、民运站等单位贷款30万元,组织驮马30匹,将察瓦隆乡供销社所需要的物资运了进去。1986年,贡山县民贸部门的调查组发现察瓦隆乡黄连素资源丰富,发展黄边连粉生产的条件较好,便派人到大理、鹤庆等,一一考察,并及时请进技术人员办起了加工厂。
民族区域自治为怒族地区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解放四十多年,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从195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以来,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加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大批本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实现了以独龙族、怒族为主体民族的干部队伍,他们从政治上当家作主。历届的全国、省、州人代会、政协会议都有本县的主体民族参加,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进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行列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的关怀下,更加注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有本地民族干部担任着各级领导职务,并分期分批选送到中央、省民族院校、省委党校及其他专业学校深造学习,以提高各民族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增强领导能力,从而使各族干部在各条战线上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全县在职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占70%左右,根据干部的四化标准,大量选拔本地民族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县级领导干部中本地民族干部占50%,乡(镇)级干部中占80%。自治县成立以来的历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人民政府县长、政协主席及县人民法院院长,都由本地民族担任领导职务。在全县l 035名党员干部中,怒族党员l83人,占党员总数的l7.68%。他们在建设各项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加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几千年来,怒族就一直生息繁衍在这个被誉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峡谷中,与后来的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开发经营着怒江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为怒江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怒江解放以后,敌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国内外敌人,又往往利用民族矛盾来达到其反革命破坏的目的。至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则暂时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敌我之间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对敌斗争为前提,首先解决敌我矛盾,安定边疆社会秩序,保卫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边疆各族人民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
在边防对敌斗争中,面临着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以传教为掩护,干了许多间谍勾当。在解放前夕,他们在各族人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反人民宣传,在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应变”措施。解放以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转移到了境外,在靠近怒江边沿地区,建立了他们的据点;有的则继续流散在怒江各地,妄图长期进行破坏活动,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长期据守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溃以后,残部窜入缅甸,在靠近怒江边沿地区,建立了军事和特务据点,网罗逃亡地主、土司、反革命分子,与境内反革命势力遥相呼应,妄图内暴外窜,拢乱边疆,颠覆新建的人民民主政权。
这时,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内外反动派,都把他们的复辟希望寄于美帝国主义的身上,都认为时机已到,大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共产党政权不长了”等等,大肆造谣破坏,蛊惑人心,甚至策动武装叛乱。从一九五O到一九五一年,先后发生了兰坪县石登区的土匪夜袭石登区公所,杀死杀伤区干部多人的事件;反革命土匪武装“滇西反共救国军”,包围上江区小横沟武工队,大批干部战士壮烈牺牲的事件;泸水县大兴地土司,网罗逃亡地霸和反动军官,据守大兴地,号称“小台湾”,对抗党和人民政府的反革命叛乱事件等。另外,还有一些预谋未遂的严重暴乱案件,如有帝国主义分子马道民一手导演,在境外遥控指挥,阴谋空投武器,策动福贡县宗教头人武装叛乱案件等。加上一些地区反动会道门的猖狂活动,历史性的盗匪横行,边疆社会秩序,极为不安。
中共云南省委、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从解放时起,就十分重视云南的边防对敌斗争。在全国人民正集中力量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的情况下,派出了大批武装干部来到怒江,于一九五O年在碧江建立了边防武装工作团,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边防武装工作队。怒江各县,在上级党委、政府及军事领导机关的领导下,以武装工作队为骨干,协同地方干部,深入各县农村,紧密依靠各族人民,开展了以清匪、平叛、驱逐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帝国主义影响为主要内容的边防对敌斗争。在边四县,在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结合各个时期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加强形势宣传,开展以“反帝,爱国”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罪恶阴谋,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把群众争取到反对美蒋特务间谍活动、防匪反特、巩固边防的对敌斗争中来。如通过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揭露美帝侵华史,联系怒江实际,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在怒江设电台、搞情报,进行反革命政治宣传,挑拨民族关系等罪行;通过派代表赴朝鲜慰问和回国传达,宣传朝鲜战场胜利形势和其它多种形式的教育,不断树立抗美援朝必胜信心,提高各族人民反帝爱国觉悟;通过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开展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美帝侵占我国领土台湾,重新武装日本;号召“爱国增产”,支援抗美援朝,支援解放西藏;建立反帝爱国组织,制定反帝爱国公约,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的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边防对敌斗争。
由于各族群众反帝爱国觉悟的提高,敌情观念的增强,从而孤立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特别在一些被教会控制的地区,通过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贯彻“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爱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各种煽动宣传,争取了广大教徒群众和爱国的宗教上层。在此基础上,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和我国的法律,把继续流散在怒江各地的帝国主义分子杨志英等全部驱逐出境,指导长期为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转变为中国人民自行管理的宗教事业,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务斗争的主动权,维护了我国的主权,保证了边疆安宁。
总之,1948年前后,在全国革命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怒族人民与怒江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怒江的和平解放事业,并为怒江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与此同时,怒族人民不仅加入了保卫新生政权的革命运动,1958年碧江匹河棉谷一带国民党残兵组织了土匪,妄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动了反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当地怒族人民组织民兵,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敌人。同时,广大怒族人民积极支援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9年大军进藏,怒族人民积极为解放军背粮、修路,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及祖国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节  英勇保卫祖国边疆
 
怒族是热爱祖国、热爱自由,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光荣传统的英雄民族。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怒族人民与州内的傈僳、独龙、白、藏、彝、景颇等民族,为了反抗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进行了保卫领土、反对精神奴役的英勇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
(一)片马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
片马位于高黎贡山西麓,恩梅开江的支流—小江以东,包括古浪、岗房等地,属泸水县,是祖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前哨,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86年英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的邻邦缅甸以后,为了扩大其殖民范围,实现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又将魔爪伸向了云南西部边疆。在1885年英国驻中国腾越领事烈敦窜入片马勘察地形、刺探情报后,1896年,英国驻华公使两次照会清朝总理衙门,企图以外交手段,威逼中国放弃片马等地。1904年,又胡说“片马地区向在化外,中国政府未曾管辖”,要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威逼清政府划界。清政府派出官员进行勘察后,以大量的历史证据,驳斥了英帝国的无耻谰言和无理要求,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片马地区属于中国领土,粉碎了其妄图以划界侵占片马的阴谋。尔后,英帝国主义又提出以一千五百元印洋永租片马、古浪、岗房的无理要求,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1908年,英驻腾越领事烈敦又窜入片马,妄图贿赂和收买片马管事勒墨杜帕(傈僳族),从而占领片马,但又遭到了勒墨杜帕的严厉斥责,并被各族人民赶出了片马。
在耍尽种种欺骗和讹诈都不能得逞后,恼羞成怒的英帝国主义仍贼心不死,寻找种种机会进行武装入侵。1910年,片马座商徐麟祥、伍嘉源在税收问题上与登埂土司发生利害冲突,暗中越境,卖身投靠英帝,充当汉奸。英帝认为有机可乘,以保护“座商”为借口,趁高黎贡山雪封,内地与片马交通受阻之机,出兵二千余人,于1911年1月武装占领了片马,接着又向古浪、岗房进犯,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使片马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片马事件”。
英军的入侵,遭到了片马各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各族群众在古浪寨组成了一百多人身披蓑衣、手持弩弓的抗英队伍,对入侵片马的英军进行了英勇的伏击,他们凭借熟悉的地形地势,机智灵活地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几次挫败了英军的进攻。但由于寡不敌众,加上大雪封山,与内地交通隔绝,这支“蓑衣兵”不得不撤出古浪、岗房各寨而进入山林。
片马沦陷的消息传到内地后,全国舆论沸腾,人民纷纷集会,声讨英帝国的侵略罪行,声援片马人民的抗英斗争。尽管卖国求荣的清政府不派一兵一卒,但怒江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英队伍和六库、登埂等各土司兵丁共四百多人,用弩弓刀箭和少量qiang支,分两路前往片马与英军浴血奋战。其中,南路抗英队伍经古炭河直奔片马丫口,和英军开展激战,但因英军火力强大,又占据了制高点,因而进攻受阻。但北路的抗英队伍则连夜从称戛抄小路进入片马,在伏击了英军的巡逻队后与勒墨杜帕率领的片马“蓑衣队”会合,将败退的英军巡逻队围困了三天三夜,他们将剧毒的草药“辣姜木”放入水源,断绝英军饮水,并夜袭敌军驻地,迫使英军龟缩在片马营房里不敢出来。
在片马人民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一致愤怒声讨与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英军不得不与1911年3月撤出了片马、古浪、岗房。
198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怒江视察工作时,高度赞扬了片马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亲笔题写了“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的题词。
(二)丙中洛人民愤怒驱逐法国传教士
1885年,法帝国主义吞并了安南(越南),接着,把侵略魔爪伸到了云南边疆。1888年,法国天主教会康定教区神甫任安守,便窜到了贡山北部的丙中洛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任安守第一次进入丙中洛,被丙中洛的怒、藏人民阻击于滇藏交界地区的怒江边上,与其同来的另一法国神甫被击落于怒江,任安守只身逃跑。过了几年,任安守又窜到了丙中洛地区的白汉洛村进行传教,丙中洛人民与西藏藏民联合,武装强令其出境,但却遭到了任安守的设伏阻击,死了许多义民,更激起了丙中洛各族人民强烈的民族仇恨。
但任安守由于收买了普化寺的活佛兰雀治格一世,又得到了维西厅派出的一哨清兵的保护,有恃无恐,继续在白汉洛强占土地,修盖教堂,强迫群众信奉天主教,禁止群众请喇嘛打鼓念经,干涉群众婚姻,挑拨民族关系,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激起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无比愤怒。
1905年7月,在维西、德钦及四川巴塘等地藏族人民反天主教斗争的鼓舞下,丙中洛各族人民强烈要求驱逐任安守出境。具有爱国思想的普化寺总管事古洛,从爱国和护教的立场出发,支持了民众的要求,曾接连三次向任安守发出驱逐令,但任安守自恃有清兵保护,置之不理。
这年旧历七月十九日,几百名愤怒的各族群众,齐集于丙中洛誓师起义,当夜即在农民首领高玛昂珠(藏族)、甲旺楚匹(怒族)的领导下,向白汉洛发起进攻,直捣白汉洛天主教堂,捉拿任安守。起义农民冲进天主教堂,任安守已落荒而逃,群情愤怒,一把火烧了白汉洛教堂。
任安守逃出怒江后,强令维西厅守李学诗出兵镇压丙中洛,要挟云贵总督锡良赔偿三十万两银子。慑于帝国主义淫威的清政府,居然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授予任安守“三品道台”的官衔。
在强大的官兵压境以后,起义群众毫无屈服,凭据险要地势,大双拉河畔与敌人相持半月之久,击毙了一名清军把总和多名士兵。后为清军又不断增调人马,运来火炮,并收买一些亡命之徒打头阵,攻破了义军防线。义军仍以各种方式顽强抗击官军。然而终因众寡悬殊,官军攻进了丙中洛,各族人民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官军进入丙中洛后,将爱国宗教上层古洛活活打死,将起义领袖投入维西监狱,强令普化寺划出地产给白汉洛教堂,当地群众出三千两赔偿银子,把民间金银首饰搜刮一空。这就是震撼滇西北高原的著名的“白汉洛教案”。
然而英雄的丙中洛人民并没有屈服,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深埋在各族人民的心里。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抵制天主教在丙中洛的传播,任安守惨淡经营了大半生,到死身边也没几个教徒。
(三)泸水人民投身滇西抗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占了东南亚和缅甸,接着又大举进犯中国云南,意在切断我滇缅、滇越两条国际交通干线。中国政府派出的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日军侵占了腾冲、龙陵,接着窜犯怒江、进逼保山。怒江沿岸成了滇西抗战的重要战场,在中国军队的抗击之下,侵略军被阻于怒江西岸。
自1942年5月起,占据了腾冲的日本侵略军先后三次进犯泸水,泸水县怒江西岸的上江、鲁掌、片马等地,遭到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沦陷达三年之久。日本强盗在泸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的侵略暴行,引起泸水各族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他们同仇敌忾,顽强不屈,为歼灭入侵敌寇,收复国土,保卫家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援缅作战失利后,远征军第二百师余部和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戴安澜将军灵柩经片马从缅甸退入国内,六库各界人士在六库渡口东岸办起了“临时难民接待站”,接待从缅甸回国的军队和侨胞。6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在腾冲失陷和日机轰炸保山之后,发表《告滇西父老书》,并派专人抚慰滇西各土司和民族上层人士,动员抗战,随后组成了以怒江各族子弟为主的福(贡)碧(江)泸(水)练(地)游击自卫支队,为腾冲和片马前线运输粮弹,协同正规军作战。从1942年到1944年5月反攻时为止,中国抗日军队仅江防游击武装就先后与日军进行过十多次战斗,这些战斗,都有当地各族群众参加并充当侦察和向导。在1944年的反攻战斗中,中国抗日军队在泸水县各族人民的支援下,一夜之间强渡怒江,并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全部拔除了日本侵略军在泸水县境内怒江西岸的据点,全歼入侵日军。在此期间,泸水县各族人民尽力支援抗日军队,筹集军粮,运送dang药,抬运伤病员,造船筏,送公文,侦察敌情,充当向导、水手等等,不遗余力,保证了反攻作战的胜利。
沦陷区的各族人民还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行动起来,实行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并用尖刀、毒箭、竹签、陷井、飞石等手段,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机智、不屈不挠的殊死反抗和坚决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四)福贡人民怒烧木古甲教堂
继天主教之后,基督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传入了怒江,基督教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甫一样,都是执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急先锋,在怒江欺压各族人民。因此,同样受到怒江各族人民的抵制,赶洋教士、烧洋教堂的事件,仍在各地不断发生。
其中,1941年福贡县古泉小学的爱国师生在怒族青年教师普文堂等人带领下,放火烧毁了美国传教士马道民办的木古甲教堂,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马道民是基督教神召会牧师,美籍加拿大人,自1930年窜入福贡传教以来,苦心经营,诱骗当地怒族、傈僳族人民入教,并纠集了国内外一些传教士,到福贡各地传教。木古甲教堂,即马道民在古泉乡的传教据点。抗日战争爆发后,福贡地方当局在这里办的古泉小学的教师,一面教授汉语文,一面教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而马道民则针对这所学校的师生,大肆宣传“汉人的书读不得,汉人的歌唱不得,读了汉人的书,唱了汉人的歌,升不了天堂”等,公开干预学校教学,挑拨民族关系,从精神上奴役各族青少年。这件事激怒了古泉小学的爱国师生,怒族青年教师普文堂带领学生,多次驳斥马道民的欺骗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然后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愤怒地烧毁了木古甲教堂,使马道民的文化侵略活动遭到严重打击。
19世纪中叶以后,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向怒江地区进行侵略扩张,他们披着“传教士”、“科学家”、“探险家”的外衣,从事各种间谍活动。他们一方面利用小恩小惠,骗怒、傈僳等族人民入教,借此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霸占耕地,强修教堂,并私设法庭:干涉诉讼和男女婚姻等,激起了怒江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恨,连续不断地掀起了反帝斗争,给这批罪恶多端的入侵者以有力的惩罚。
 
第四节    大力推动祖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怒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内地和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下,与全州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祖国建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怒江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怒族人民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富民兴边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经济发展
1948年以前,怒江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交通极为不便,没有电灯,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刀耕火种、轮歇耕种的原始粗放经营比比皆是,粮食亩产不过百斤,牲畜疫病死亡泛滥,人们一年的辛苦劳作还不足以维持最底的日常所需,从而使采集和狩猎仍成为当时怒族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而地方民族工业更是一片空白。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首先帮助怒族同胞从根本上摆脱原始农业的桎梏,并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先后采取扶持生产、救济生活、借地开荒、移民垦殖、协商调整土地、指导施肥、固定耕地、兴修水利、聘请内地农民现场指导开田种稻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地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还从内地动员了一大批铁匠、木匠、泥水匠、裁缝等能工巧匠到怒族地区开展“传、帮、带”的起步工作,逐步开办和建立起缝纫社、农具厂、食品加工厂、砖瓦厂、土陶厂、小水电站等,填补了边疆民族工业的空白,为怒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60年来,怒江州各族人民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阳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飞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描绘出一幅又一幅的精美画卷。2009年,全州生产总值完成48.41亿元,比1954年的1194万元增长了40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8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1.8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0.69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67亿元,超年初预算4.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19.7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52元,是1953年人均23元的68倍。全州粮食总产量为1627亿公斤,是1953年3666万公斤的5倍;人均有粮346公斤,也比1953年的194公斤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邮电、能源工业及卫生事业同样取到了巨大发展,2009年全州境内公路通车里程为3816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706公里;由1952年怒江境内仅有的第一座微型发电站,发展到2008年的55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6.34万千瓦。共架设110伏输电线路335.5公里,全州29个乡镇全部通电、通电率100%,249个村委会通电、通电率95.39%。过去“白天靠太阳,晚上靠火塘”的怒江如今“星星跌落峡谷,夜明珠照亮山乡”,呈现出一片万家灯火、银光闪闪的辉煌景象;而共和国成立前仅有的一个邮政代办所,也已发展成为现在的29个功能齐全、服务周到的局所,开办了所有的邮政业务。过去邮件转运全靠人背马驮,现如今已建立起一个邮政汽车运输站来专门担负起全州邮件运输的任务;电信通讯的发展速度更为可观,新中国建立前没有一条线路和一部电话机的怒江,现在已采用了较为先进的信息传递手段,到2008年底,全州拥有长途线路58/杆公里、1325对公里。农村电话线路1278/杆公里、2753对公里。长途电话电路达115路,农村中继电话电路达72路,农村电话交换机容量达1500门,所有乡镇和98%以上的村(办事处)都通了电话。1990年以前,全州电话通信都是“摇把子”,严重制约着怒江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事业。1990年,州府六库首先开通了市内自动电话,并于1992年进入了全国自动网。泸水和兰坪两县也于1993年8月开通了程控电话。广大农村不通电话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大的改变,各族群众再也不需要用“鸡毛信”的原始办法来传递信息。到2009年,邮政通信服务机构遍及全州260个村、382个村小、35个边防工作站(哨所)。2004年10月,全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世居地独龙江乡正式开通了移动电话,时任贡山县县第的高德荣在千百年来一直处于闭塞状态的独龙江畔用手机万分激动地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这一喜讯。此外怒江的工业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到2009年全州工业企业有1665个,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67946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2.2%。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52807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3%。其中: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完成增加值23606万元,增长15.17%;有色金属冶炼业完成增加值120895万元,增长0.94%;电力生产完成增加值5556万元。电力供应完成增加值18050万元,增长29.75%。规模以下工业完成增加值15717亿元,增长12%。
怒江作为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乡”,过去怒江无医无药,各族群众面对鼠疫、霍乱、天花等恶疾流行,只能求巫祭鬼或坐以待毙,常常造成不少人家家破人亡。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当地各族人民的身心健康,1952年9月,成立了由7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碧江卫生院,开展免费医疗。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2009年,全州已有46所医院,1648名医务人员,分别是1954年的92倍和827倍。地方流行病得到基本控制,有些疾病已彻底消除,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总数达到530782万元(2008年),比1983年的19万元增长了27936倍。这些在过去不曾想、也不敢想的方方面面,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活生生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前,有目共睹。
作为唯一的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县的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率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使全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国民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到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现价)达11304万元,其中第一产业4510万元、第二产业2238万元、第三产业4556万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286元。工业总产值(现价)为617万元,其中轻工业产值133万元,全民工业产值(2003年)32万元;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1074万元.其中国有投资5298万元、城镇投资(2003年)45万元、农村私人投资849万元;乡镇企业总收入4802万元;个体企业达556户,从业人员1534人,注册资金2165万元,上缴税金251万元。农业总产值(现价)为6799万元,人均农业产值2439元,农业增加值45107万元;乡村劳动力15565人:2004年末实有耕地面积3051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6716公顷,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581公顷;粮食总产量为9194吨,农民人均拥有粮食330公斤。全年完成天保公益林建设6.1万亩;退耕还林1.5万亩;义务植树造林79766株。年末大牲畜存栏9076头匹,生猪存栏29753万头,山绵羊存栏26919万只;全年肉类总产量为l564吨;禽蛋产量37吨;实现畜牧业产值2169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为315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人为786元;农村用电量为66千瓦/小时。交通运输方面,年末通车公路里程为95公里,货运总量260千吨,客运总量75千人;邮电业务总量282万元,程控电话使用量2743部;地方财政总收入954万元,支出8883万元;城镇居民储蓄6882万元;社会商品销售总额8133万元。卫生方面,全县拥有卫生机构10个,其中医院6个;拥有病床总数152床,每万人拥有44床;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63个,其中医生44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47人。
二、交通巨变
怒族居住的怒江峡谷及澜沧江畔,群山争雄,山高壑深,绝壁千仞,箐沟纵横,地形十分复杂,山道崎岖艰险。行路难,过江难,修路架桥更难,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的交通发展,人们长期被禁锢在这高山峡谷之中,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其闭塞及艰险程度为现代社会所罕见。直到清朝末年,这里仍没有一条人马栈道,仅有几条宽不过并行两人、窄则难容一只脚掌的“鸟路鼠道”,勉强维持着与维西、兰坪、保山及缅甸等地的对外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紧紧夹峙怒江的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每年都有着将近半年的大雪封山期,每到这时怒族地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无情地隔断,而只能过着一种不折不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这种交通闭塞的落后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也只有崎岖坎坷的山间驿道500余里,且路面很窄,“晴通雨阻”。一切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传统的溜索竹筏仍不可替代而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故在《征集菖蒲桶沿边志》中就对贡山县的交通状况记载道:“(贡山县境内)省道、驿站、公路并未设置……县道:干道。尽在怒江、俅江干道尚未兴修,怒江两岸旧道合计约七百余里,宽不容掌,坡坎陡险,荆窒塞,鸟道羊肠,莫喻险阻,行人苦之……乡道:人户稀少,村落雪畸,有居山顶者,有居山腰者,有居江边者,有数家一村者,有十余家一村者,有隔十余里者,有隔四五十里者,并无稠密利落,尽系偏坡陡坎,修筑乡遭实属不易,亦无修筑之必要,若江边干道早已修通,勿庸再修……津渡:怒江面上,并无桥梁,夏秋水涨以溜索,冬春水涸渡以小船筏,近村江边即有溜索,溜索渡口共有十五处。……桥梁:怒俅两江面上均无桥梁,唯怒境中溪水成河,建有木桥形如长虹者,东岸有捧当河桥,修于民国六年,早已倾倒。西岸有通河桥,修于民国九年,于民国二十一年二三月倒塌复修……”[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长期致力于怒江地区交通设施的建设,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全州的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边防得以巩固。
1、驿道及桥梁建设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为确保支援边疆的大量生产生活物资及医疗文化用品能及时地运进怒江,以解决当地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加强边防建设。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从人马驿道的建设人手来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在人民解放军驻怒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本着“先恢复后建设、先易后难、修改并举”的原则,对原有的驿道进行加宽维修,并新建了通往乡(社)的驿道,相继整修了贡山至维西岩瓦、贡山至西藏察瓦龙、福贡至维西白济汛和原碧江至兰坪等几条翻越碧罗雪山的驿道,以及泸水至腾冲和云龙的通道。同时还建设了泸水通往片马、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翻越高黎贡山的国防驿道。到1963年全州境内共有干线驿道1352公里,比共和国成立之初翻了一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采用粮、棉、布实行“以工代赈”的修路政策,省政府也对怒江的驿道建设予以优惠倾斜,掀起了全州公路驿道建设的高潮,同时也成为怒江州历史上驿道完成里程最多、建设速度最快的鼎盛时期。到1993年,全州境内干线和乡村驿道总长达到6820公里,不仅沟通了怒江境内各县间的联系,还建起了与内地进行交流的主要渠道。同时还进一步带动了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54年怒江州建起了第一个民间运输管理站,备有1231匹驮马。到1962年又增到8个管理站、2001匹驮马.并新增了69辆畜力车。至此每一个县都基本上拥有了抢运生产生活物资的民间运输队,主要物资都用畜力驮运,大大减轻了各族群众肩扛人背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每年开山之时,邻近的丽江、迪庆等地还会组织三四千匹驮马来支援怒江州的各项建设。1995年,全州共有驿道406条(段),总长3225公里。其中,兰坪县l378公里,泸水县387公里,福贡县652公里,贡山县808公里。
随着人马驿道的发展,又促进了江河桥梁的配套建设。原来在澜沧江上耗时10年建有一座长89米的铁链子桥——沧东桥,到新中国建立时已成为危桥,所以国家先后于1952年、1982年两次修复和改建。到1997年,已在怒江、独龙江、澜沧江上建起各类桥梁75座,总长度达9672.336米。其中汽车桥13座、总长2028.766米,3座为钢筋混凝土永久桥;拖拉机吊桥14座,2099.6米;人马吊桥29座、总长3717米;人行便桥19座、总长l824米。此外,还在“三江”支流的河沟、涧、箐上建有各类驿道河桥290座,并把附近人口居住密集的村寨经常所用的人行便桥也列入规划,将逐步地把它改建为人马(拖拉机)吊桥。同时到1985年,“三江”上原有的篾溜索也已全部换成了铁溜索,极大地保障了当地群众的过江安全。
2、公路建设
1956年8月,由国家投资,从内地调集专业施工队伍开修了怒江州的第一条公路——瓦(窑)碧(江)公路,从此便拉开了怒江交通建设的序幕。瓦碧公路全长199公里,接昆畹(町)公路与省会昆明相连,于1961年胜利竣工,从而一举结束了怒江境内无公路的历史,随后又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相继修通了州府六库到各县的公路。1976年,怒江州县县通了公路,州、县都与外地沟通了联系。1978年由云南省投资在怒江境内建成东(风桥)六(库)公路,全长115.77公里。次年又由中央投资建成怒江州通往中缅边境线的唯一国防公路——跃(进)片(马)公路,全长817公里。1990年又建成了六(库)兰(坪)公路。1997年六(库)片(马)公路的改造工程全面完工。
随着省、州、县公路的不断建成,也极大地带动了乡级公路的建设,各级领导部门采取各方集资、群众投劳、以工代赈等办法,相继修通了通(甸)河(西)公路35公里、营(盘)中(排)公路73公里、贡(山)丙(中洛)公路48公里。1999年9月9日,随着国家投资近l亿的独龙江公路全线贯通,一举结束了我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通公路的历史。同年底到2000年初,怒江州又拿出1000万元,发动当地群众修建完成了1000公里的通村公路,这相当于自治州成立后前30年的全州公路总里程。目前,全州29个乡镇基本上实现了通车,265个村社的30%通了公路,76%的村社则开通了驿道。这样全州境内便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一改过去与世隔绝的窘况。极大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多年来,国家交通部、省委及省人民政府、省交通厅一直关心及扶持怒江的交通运输事业,1990年5月,交通部副部长郑光迪亲自率领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来到怒江视察交通现状,将怒江州列为交通部的扶贫联系点,这便给怒江交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州委、州政府也及时提出了“举全州之力,建致富之路”的号召,从而使怒江州的公路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多年来,交通部先后有80多人次、省交通厅有4000多人次深入到怒江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交通扶贫,极大地改善了怒江闭塞的落后状况,赢得了怒江各族人民的高度赞誉。自1990年至2002年,交通部、省交通厅一共投人4.5亿多元资金,新建和改造完成了12个扶贫公路建设项目,总里程达498公里,以及2座永久性汽车大桥和18座人马吊桥。到2008年底,通车里程3816.8公里,29个乡镇全部通公路其中通油路28个乡镇,在独龙江、怒江、澜沧江修各类桥梁92座。在2004年前,全州只有20%的村委会通公路,现在有95%的村委会通公路。全州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昔日峡谷天堑今天变通途。从此,一条条通往山外、连接四方的致富路,为怒江各族人民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富足、安康、幸福的新生活。
在新的历史时期,怒江州各族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抓住机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他们紧紧抓住“富民兴边”工程;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国家加大对特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怒江问题”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研究等重大机遇,州委、州政府把发展交通摆在加强全州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对交通工作在组织领导、人力、物力等方面得到优先保障和支持。着眼建设“大交通”:建设全长292公里的六库至丙中洛和全长187公里的剑川甸南至兰坪营盘高等级公路,为水电、矿产、旅游等优势资源开发打好基础。同时,积极推进民用机场前期工作,适时争取建设;努力打通“大环线”:打通贡山至德钦、福贡至维西、丽江至兰坪、泸水至腾冲4条滇西北旅游环线,把大理-丽江-迪庆-怒江-腾冲-德宏各精品景区景点串连起来,形成全省最具吸引力和最有旅游价值的“三江并流”黄金线路,真正实现“一日游三江”的梦想;全力构建“大动脉”:努力促成修通贡山至西藏的公路,把边境一线用公路连接起来,形成千里国防大动脉;改造六库至片马口岸公路,使片马口岸成为连接云南通向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西北通道之一。“怒江大交通网络”建成后,将使目前路网结构不合理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变。
 
怒江有着极为丰富的矿藏、水电、生物、森林、旅游等资源,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投资环境逐年改善和怒江知名度的日益提升,l990年以来,先后有法国、瑞士、意大利、新加坡、日本及台湾、香港地区和国内一些省市前来进行项目洽谈、科学考察和旅游探险,还引进了一批资金、技术和设备。怒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怒族人民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为祖国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著:《云南少数民族》(修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 
③《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每版。
④乌丙安著:《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杨知勇等编:《云南少数民族婚俗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①] 《怒江方志》,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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