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得得身高只有160厘米左右，干干瘦瘦的，看上去其貌不扬。可是当我们累得摇摇晃晃的时候，已经44岁的他却坚持要把我们的摄影包拿过去，放进已经背了很多豆腐、苞谷酒的背筐。面对我们的歉意，他笑笑：“没事的，我习惯了，我往上背过110斤的大米呢！”

　　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坐在路边稍微平整一点的石头上休息。欧得得对邓仕叶说：“跳跳嘛。”邓仕叶没有推辞，就抱着自己那把达抵达变跳起舞来。跃动在以怒江大峡谷和碧罗雪山为背景的山间小道上，他的舞步节奏稳健，收放果断，进、退、趋、转间颇有些咄咄逼人的英气。一双廉价的黄胶鞋踏起了干燥的山土，这让我们肃然起敬。

　　欧得得告诉我们，这叫“古战舞”，是古代士兵们在战斗的间隙娱乐时跳的。当然，那时的舞者怀里抱的是宽弓长箭的弩，而不是现在“琮琮”作响的四弦琴。“他这只是跳了其中的一小段，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跳全的！”

　　然后，欧得得把我们给他的矿泉水往自己的达抵达变的音箱里倒。“像人一样，时间长了它也会渴的，也要喝水。”他这样解释着，信手拨了拨琴弦，声音果然比刚才清脆了一点。欧得得就露出很满意的神色，微笑着，低头和着邓仕叶的舞步弹奏起来。

　　7点多，天已经黑透了，我们终于抵达了欧得得家。火塘边已经聚集了欧得得的妻子和六七位得到消息的村民，我们的到来立刻使这间竹房挤得满满的。

　　吃完“苞谷饭”（用去掉外皮的玉米煮成的干饭）不久，因为劳累，我的同伴们要去睡觉了，欧得得把女儿的“闺房”和火塘边唯一的铺位让给了我们。“闺房”自不必说，铺位则是年长的老人们住的地方（后生晚辈打开铺盖卷，随便睡在火塘边的其它位置），这是给予客人们的“最高礼遇”了。

　　但欧得得却不想睡。邓仕叶也不想睡，还有三四位村民也不想睡，我也不想睡，于是在火塘边喝起了苞谷酒。酒是欧得得从山下背上来的，是山谷里的怒族人家自己酿的，一股苞谷的糊味使它很轻易地就与一般的瓶装酒有了区别。总共只有两个搪瓷缸子（当然不是欧得得没有盛酒的器皿，而是怒族一贯有“传酒”的风俗，通常只用一两个杯子）。左边的酒传过来，我轻轻地抿一点，传给右侧的邓仕叶；右边的酒来了，我同样轻轻地抿一点，传给左侧的李明星。本来怒族喝的酒都是在苞谷酒的基础上，兑入漆油，洒上盐巴，加热后饮用，但漆油会让不适应它的人皮肤发痒、生疮，我对它只能敬而远之，于是他们都喝起凉的纯苞谷酒。

　　忽然邓仕叶一仰脖子，几句首婉转缠绵、徘徊悱恻的歌词冲口而出：

　　我到山上住了一晚上，我梦见你的珠珠帽、你的花裙裙

　　一个女声随之而起，同样的缠绵，同样的徘徊悱恻——却是欧得得的妻子：

　　我到水边住了一晚上

　　我梦见你的肩包包、你的弩弩弓

　　欧得得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自己的舞蹈，就像他捧起苞谷饭然后把它们吃到嘴里一样。“古战舞”、“割籼米舞”、“翻身舞”、“你追我赶”，复杂的舞蹈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乌鸦喝水”、“母鸡下蛋”、“狗撒尿”等趣味小舞蹈。在一只15瓦的灯泡的照明下，他额上的汗珠反射着油光。

　　 祖孙相传的歌舞

　　 跳完了七八个舞蹈，欧得得意犹未尽，豪饮一大口酒后，弹着达抵达变唱起了他的招牌歌曲《欧得得》。

　　欧得得说，在怒语中，“欧得得（汉语译音）”是一个语气助词，用以帮助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在爱情，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友情，则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

　　欧得得最早创作《欧得得》是在1984年。此后，经过不断完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首曲、四套词，分别是男女情歌对唱、友情（男性）对唱、伙伴对唱（特指：一方为生活所迫迁往怒江以西后，与江东的童年伙伴们的对唱）、男女青年跳着舞蹈翻越雪山时的歌唱。当然，如同所有的怒族曲调一样，人们也可以根据实际情景现场填词。

　　自从被创作出来，《欧得得》的影响就在一步步扩大。在匹河怒族乡政府的努力下，它已经在全乡被广泛介绍、传唱。老姆登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郁五林就告诉我们，可以说每一个老姆登人都曾经学唱过《欧得得》。在人们的眼里，欧得得无疑成了怒族歌舞的化身、怒族文化的传承者。于是，“欧得得”就成了人们对他的称呼，而他的真名却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身份证上，欧得得的名字写做“波益四”。他说，他更希望人们叫他“宝云斯”——他的说法是：“贾宝玉的‘宝’，云南的‘云’，斯大林的‘斯’。”怒族人没有姓氏，起名字也比较随便，谁都可以给别人起名字，只要经过了大家的认可，那么以后他就叫这个名字了。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受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影响，怒族人才开始有了姓，多是李姓，比如欧得得的3个女儿就分别叫做李生花、李红梅、李云欢。

　　除了《欧得得》，欧得得还会60余种歌舞，都是从父亲扒阿邓（2000年4月去世，享年99岁）那里继承下来的。父亲当然又是从爷爷排子那里继承下来的。欧得得自称自己家族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生活了67代，甚至每一代祖宗的名字都可以在他的一个笔记本里查到。从始祖刚刚在此落脚，怒族的先人们就开始了对歌舞的揣摩和完善。

　　本来爷爷排子是会76多种歌舞的，但因为大半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父亲扒阿邓没能把他父亲的歌舞全部学会。欧得得说，解放前的怒江大峡谷里，因为资源极其有限，各种民族间常常因利益问题发生殴斗，刀、弩、枪，无所不用。现在仍然挂在正面墙上的一把弩见证了当年爷爷的英勇——用它发出的抹有“草毒”的竹箭至少导致了10个异族人的伤亡。

　　 从1988年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艺术节开始，欧得得就以怒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各种民族艺术节、农村文艺汇演、其他民族节日上。中国旅游报记者肖建舫回到北京后，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有关怒族的书，里面竟然有很多欧得得的照片，那时他就很有名气了，但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起过。

　　1998年，欧得得在昆明市安宁太平乡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待了4个多月，以一个怒族艺人的身份，向来自全省的学员传授了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和连绵族（白族的一个分支）的歌舞。10月，他刚回来不久，又赴上海在国际旅游节上做了歌舞表演。

　　然而，在他的对外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欧得得却越来越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痛苦：谁来继承我的事业？

　　直到现在，怒族仍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个5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她）没有儿子，哪怕有再多的女儿，也可以经过申请成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每季度享受90斤粮食、30元钱的生活补助。当然，女儿也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力。

　　欧得得只有3个女儿。他很遗憾，妻子在生下第3个女儿时，因为体弱、有病不得不做了结扎手术。欧得得说，没有儿子，哪怕是盖房子都会有人说三说四，因为一旦我们夫妻去世，女儿不继承，我们的房子就会被“充公”的。

　　于是他开始在所有的架究村民中选择自己的受业弟子。邓仕叶因为从小就爱唱爱跳成了第一个，也是最令他满意的。在家里，他也一反过去“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从1992年开始，把自己的歌舞、口弦和怒文都传授给了二女儿李红梅。李红梅从小没有进过一天学校，有充足的时间跟他学习，现在已经小有成就。

　　 最后的怒族村，

　　 最后的民间艺人？

　　 凌晨2点，我和肖建舫挤在一床薄薄的被子下睡了一小会。早上8点就被欧得得叫起来看他们杀猪——只要有条件，每个怒族家庭在过“阔时节”时都要杀猪。本来欧得得应该昨天杀猪，但一来他在福贡县城回不来，二来怒族的习惯是“杀猪必须等女儿全部回家”，而他22岁的大女儿李生花，因为她1岁的孩子得了重感冒，打算今天再回来。

　　但李生花没有来，因为孩子病得太重，而今年刚刚20岁的丈夫又忙着上山砍柴。

　　现在欧得得家比较稳定的收入，就是因为他担任了福贡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架究村代管员，每月能领到130元的补助，而根据他告诉我们的每月开支——茶叶30元、大米65元、电费6元、盐巴20元，根本没有剩余。为此，虽然到福贡去表演一晚上（但要误工2天）只能得到50元钱，还要再减去10元的车票钱，他还是有呼必应。

　　架究村支书培益波告诉我们，其实比欧得得家更贫困的人还有。架究村的160多户人家中，就有70多困难户，每年都要靠困难补助和返销粮才能吃饱肚子。

　　架究村的贫困有许多原因，最明显的当然是交通。怒江大峡谷的急转弯、泥石流、塌方已经足以令人闻风丧胆了，而从大峡谷的公路到欧得得家，还要爬过6公里的山间小道，就是在山上过了大半生的欧得得，也得花1个半小时才能爬完。正是由于交通不便，架究村直到2001年5月才通上电，而生活用水只能是从山顶上引下来的雪水。

　　于是，外面的人很少进来，里面的人也很少出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直接造就了——的的确确，这里已经是怒族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村子了。比如，有一种竹制的口弦，欧得得不但会吹奏，而且会做。郁五林则说，现在的老姆登村，不要说会做、会吹，只怕见过口弦的人都很少。

　　实际上，我们最终与欧得得坐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双向的抵达——当我们来到怒江大峡谷的时候，他正在寻找保护怒族文化的外力。

　　简单地说，他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来传播怒族的文字、歌舞、乐器。

　　学术界一直认为，怒族只有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在怒江大峡谷，还有极少数怒族人懂得一种类似于傈僳文的拼音文字“怒文”，欧得得是其中懂得比较多的，他曾经印了18本怒文的启蒙教材，向有关部门申请在怒族中传授。但有关部门不支持，结果被公安部门给没收掉了。他发掘、整理、创作的怒族歌曲，被县文工队拿去演唱，甚至录成磁带发售，但作为原创者的他却被排斥在有功人员之外。欧得得是倔强的，他不断到县里、州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00年夏，文化局一位局长（县文工队的主管单位）向有关部门和媒体说，局里已经给了欧得得一台29寸的大彩电和一台录音机。但欧得得说他没有见到任何东西——那时架究村连电都没有，局里怎么会给他电视呢？他倒是听说那台彩电确实买了，但在是否给他的问题上，局里领导有了不同意见，于是那台彩电就被“暂时”“放”在一位局长的家里了。

　　 欧得得希望我们能把他的意见带出怒江大峡谷，让更多的人敦促有关部门给他一个传播怒族文化的许可证，或者是对他“怒族民间艺人”身份的一个书面承认。

　　而在这个合法身份到来之前，每当夕阳西下，他仍旧只能坐在高而冷的山上，叼着辛辣的“辣花烟”烟斗，呆呆地望着怒江对面碧罗雪山上的知子罗村。那是一座被废弃的城垣。

　　痛苦与欢乐交织

　　的夜晚

　　□中国旅游报记者 肖建舫/文

　　我在日记中把1月21日夜晚称作是痛苦和欢乐交织的夜晚。痛苦指的是我，欢乐指的是欧得得和他的那些朋友们。

　　昨天晚上，欧得得说，我们这里每天都要2点左右才睡呢。我有点不相信。因为他们昨天在县城也是这么晚才休息，人怎么可能这样精神呢。

　　谁知道，他们一夜没睡。

　　从昨天晚上7、8点我们开始吃饭开始，就轮流的有人来，这里面有欧得得的朋友，妹妹，村子里其他的什么人，以及这些人的孩子或朋友，总之，我觉得我一夜之间认识了村子里大多数的人。来就来吧，还要围绕着火塘，边聊天，边唱歌，还要穿插着跳舞，以及我们听不懂的怒话的笑话。刚开始时欧得得几乎没动。主要是那些年轻人跳和唱，三人舞和二人舞。大家搞的都很熟悉的样子。在跳一支舞时，一个年轻人几乎亲到了欧得得三女儿的脸，三女儿只是笑着打打他，欧得得假装没看见。三女儿才14岁呀，无所谓吧。

　　跳累了，大家就开始温酒喝，那种掺了漆油和敌敌畏的酒好象还很珍贵，大家喝一轮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喝一种自酿的白酒，尽头还可以，而且很辣（据说当地很辣的酒都是掺了敌敌畏的）。

　　 我根本没胆量和这些“酒鬼”们较量，他们敬酒，我就玩命推辞。

　　村子里有一个叫做林总的年轻小伙子，很是喜欢听那首《爱一个人好难》，看他很喜欢，我也被感染了，就着低微的灯光，听了几遍后，我把歌词写给了他，这下他可高兴了。总是说着，“老乡，你们是中央来的，我很高兴”之类的话。我只能傻笑。

　　 大多数人的舞蹈，都是欧得得教的，这个40多岁的怒族人，总是在火塘后，带着一种很平和的表情，看着这些人。

　　到了12点多，我抗不住准备睡了。躺在床上，但根本睡不着，施晓亮代表齐鲁周刊给欧得得买的那台新录音机（我们上山前了解到欧得得这几年一直想买一台录音机以录下自己的歌声，但这个小小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一夜都没休息，整夜放的都是欧得得的歌，我在迷糊中，看见一些人来了，一些人又走了，但总有几个人一直在坚持。后来我看到欧得得在3点多时，开始表演了。先是用录音机录自己的弹唱，然后是一遍一遍的放这盘带子，大家就跟着和，跟着跳舞。总是有人在笑，跺得木地板或者说整个房子都在颤。

　　我可就惨了。齐鲁周刊的小解和我睡一张床，因为没有被子，也只能盖一张被子。被子很短，很窄，而且很脏，这都无所谓，关键是很冷，紧挨的就是他们用蔑编的墙，虽然屋子里有火塘，但是仍旧没办法解决我的寒冷。在寒冷中，我听见他们还有一盘音乐是迪厅舞曲。

　　早晨，6点15我被他们的笑声彻底吵醒了。马上就开始有人向刚刚睁开眼睛的我，一轮轮的敬烟、敬酒。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8点欧得得开始杀猪过年了。今天正是他们的怒族阔时节，相当我们的春节。欧得得告诉我，中午时就要来20多人，吃饭，跳舞，唱歌，喝酒，而且，今天晚上还是通宵。啊，我真的要倒了!

　　晚上 欧得得睡了一小会儿，就又和聚过来的人们一起唱歌了。欧得得大哥家的一个小女孩，只有五岁，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一连跳了十几个小时，也不知道累，真让我们这些城市病人惭愧死了。